记者亲身试验测谎 身体数据也能“说出”秘密
黑匣子里的这套仪器，看起来没什么神秘。简单设备轻轻绑在人的胸部、背部和手指，连着数据线导入电脑；测谎师操作电脑，对被测者提问并通过屏幕观测他的呼吸、脉搏、皮肤电阻等身体反应，最后作出是否说谎的判断。
测谎，学名心理测试技术。在中国，测谎结果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不过，它往往可以帮助办案人员审查、判断证据，并提供侦查方向。上海检察机关使用测谎的案件越来越多，从2009年的24件上升到2013年的199件，增加了7倍。
但是，测谎真有这么灵吗？人脑还斗不过一台电视机机顶盒大小的机器设备？抱着这样的疑问，记者来到长宁区检察院技术科，采访女测谎师陈哲颖，亲身试验测谎全过程。这次“挑战”的结果出乎意料——
“双高”人士“一测一个准”
测试的地点，在检察院一楼讯问室，这是职务犯罪嫌疑人接受测试的地方。
穿着便服的陈哲颖，不慌不忙地展开全套设备。讯问室只有5平方米左右，四面墙壁有乳白色的软包，记者就坐在专为被测试者设置的软靠背椅上。
通常，陈哲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：“我不是来审讯你的。我是技术部门的测谎师，来帮助你自证清白。”大多数被测试者都能接受这种说法。保持“中立”、没有情绪，是测谎师的首要职业素养。
测谎一般分为背景了解、测前谈话、激励测试、正式测试和测后谈话5个环节。记者的测试从“激励测试”开始——
“从2到6之间选一个数字，然后我来对你提问，你对我的全部问题都说‘不’。”根据测谎师的要求，记者背转身，在一张纸片上写下“3”。“你选的是2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3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4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5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6吗？”“不是。”记者每回答完一个问题，测谎师都要停留2至3秒，以便观测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数据。
第二遍提问开始：“你选的是4吗？”“是2吗？”“是3吗？”……问题相同，但顺序发生了些改变。
第三遍，还是一样的问题，记者觉得有些不耐烦，身体开始微微移动，回答问题变得更随意。
整个过程持续15分钟。测谎师最终作出判断：“你选择的数字，肯定是3。”
怎么识破的？陈哲颖把电脑推到记者面前，一张类似心电图的图表显示了血压、心跳等5组信息，一些细小波动清清楚楚地透露了“内心的秘密”——每次说谎时，尽管记者进行了一番“心理建设”，但所有的数据都“非常规显现”。
得知原理之后，记者第二次“挑战”测谎仪。可结果还是一样，测谎师花了15分钟就说对了记者第二次挑选的数字。
原来，看似普通的机器如此精密，详细记录了当事人自己都不曾感知的生理变化。而测谎师看似随意的几组问题，不仅严格遵照了测试理论，还包含对被测试者的细密观察。
其实，真正的测谎过程，从测谎师与被测试对象面对面的第一个瞬间就已然启动。“仪器”和“人”的完美配合，才是测谎的秘诀所在。
问题来了：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，测谎对他们不奏效？陈哲颖说“有”。测谎鉴定报告包括四种结果——诚实、无结论、说谎和显著说谎。陈哲颖当测谎师3年来发现，确实有极少数“特殊人群”很难对付，这是他们行业内的秘密。不过，这种“反测谎能力”，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。
而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，智商情商双高、受过高等教育的犯罪嫌疑人大多难逃测谎大关。用她的话来说：“一测一个准！”
醉驾案串供者“全军覆没”
在长宁区检察院，2012年至今，总共在33件案件中运用测谎，其中17件发生在今年。
最近有这样一起看似蹊跷的案件，3名涉案人员精心谋划串供，试图翻供翻证，却在测谎过程中被轻易识破。今年2月20日，公务员吴某醉酒驾车，追尾撞上另一辆车；前车驾驶员老沈愤怒地下车，将烂醉如泥的吴某从驾驶座拖出。
根据长宁警方的接警记录，事情经过并无争议。可过了一个月，吴某突然到公安机关反映：车子不是自己开的，是当晚请客吃饭的胡先生找的代驾。胡先生提供了与代驾公司通话的手机记录等证据。老沈也突然改口推翻先前的说法，说自己下车后，并不是从驾驶座上拖起吴某，而是看到他已经站在车子左侧。
检察官调取录像、核实代驾信息后基本判断，3人串供说谎。为了更确凿地认定犯罪，长宁区检察院决定对3人进行测谎。测谎并不是必经程序，前提是当事人同意。或许是太过自信，他们3人都签下协议表示愿意接受测谎。
测谎师陈哲颖精心制定策略：先深入研究案卷材料和3人背景，按照各自性格和身份设置问题。
首先从犯罪嫌疑人吴某开始。记者从测谎视频中看到，对吴某的测谎全过程约1个小时，交锋的问题却只有短短11个。“你叫吴某吗？”“你愿意诚实回答我的问题吗？”“你是一个经常说谎的人吗？”“你在重要问题上说过谎吗？”……看似漫不经心的问题，吴某轻松应答。最后一个问题突然抛出：“那天是不是你开的车？”吴某果断回答：“不是！”而此时，测谎仪已经读到了吴某的不正常反应。这种测试方法，主要是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，测试被测者在放松状态下的身体反应，之后与说谎时的反应作对比。
对老沈的测试又是另一个策略。“你现在是在上海吗？”“你会对你的上级说谎吗？”“现在是白天吗？”“你在重要问题上会说谎吗？”“你把吴某从车里拉出来时他在驾驶位吗？”“房间的灯亮着吗？”“你会为了利益说谎吗？”“说你不是从驾驶位上把吴某拉下来，是实话吗？”“无关问题”与“关键问题”交错着抛向老沈，攻击性十足，使他的心理建设完全失效。
相比之下，请客吃饭的胡先生与案子的关系并不大。单刀直入，紧扣关键问题层层逼问。在压力下，胡老板异常的生理指标被轻松捕获。
这场测试很成功。鉴定结果显示，吴某、老沈和胡先生“均有显著说谎反应”。目前，长宁区检察院已对吴某危险驾驶案提起公诉。
期待测谎拥有更高法律地位
陈哲颖见过形形色色的被测者。有故意和仪器捣乱的“厉害角色”；有认为测试结果是“骗人的”；还有测到一半觉得大事不妙，心理崩溃主动交代问题的。对于坐在屏幕后“冷眼旁观”的陈哲颖来说，就算仪器“不说话”，她靠着对细节的观察，往往也能“猜”出个大概。
测谎，作为一种对犯罪逻辑进行分析判断的极致，在国际上的探索其实远远早于我国。根据国外一些专家的分析，测谎成功与否，仪器占40%，问题编排合理性占30%，测谎人员的资格和经验占30%，三者组成测谎结论。
上海检察机关对于测谎的引入，从这几年开始。2009年，上海市环保局前副局长严舜钧受贿案通过测谎，让反贪局找到了突破口。不过案件开庭时，检方提交的证据中并不包括这份心理测试检验意见书。
许多检察官觉得，心理测试技术引入犯罪侦查后，帮助很大。就拿颇受关注的职务犯罪查办来说，传统的侦查模式注重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，由供到证，侦查重点在审讯上。但随着社会变化，涉案人员作案手法越来越有隐蔽性和反侦查性，不供、翻供现象并不少见。同时，执法者也被要求更加注重文明执法和规范执法。这种情况下引入测谎技术，实践证明有助于缩短办理周期长、减小查办难度。
此外，在那些心理测试结果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国家和地区，社会对测谎师的专业学习、实践经验都有更高的要求，甚至大学阶段就有对口的专业。教育背景加上深入实践，保障了整个测谎体系的严谨和可信。
在我国，2006年时已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，建议把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纳入民诉法和刑诉法。而更多的司法工作者期待，随着基础条件更加成熟、测谎师更有专业水准，测谎会拥有更高的法律地位。
记者手记
“做过的事，必留下痕迹”
看到测谎仪显示出一长串犹如心电图般的数据时，我大吃一惊：5组波形图，将我在测谎阶段的一举一动、每一次呼吸、皮电和血压的细微变化，全都捕捉下来。测谎师指着一条剧烈震荡的曲线说，这个瞬间，你手指晃动了一下。这远远超出我对自己的感知。
走进测谎室之前，我想起了一部美国老电影——莎朗·斯通扮演的女杀手，坐在测谎椅上心如止水，顺利骗过了仪器。或许这造成了我对测谎仪最初的“不信任”。而当真正坐在检察院那间小房间里，感受则大不一样。测谎师每个问题前后的停顿，都让人感到紧张。因为你不知道，下一个抛出的会是什么问题。
年纪轻轻的女测谎师说出的话几近真理：“做过的事，必然留下痕迹。或许能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也骗不了自己。”是的，骗过别人或许很容易，但每一句谎言，你的身体都会感知并存储下来。而这些细微的生理反应，对身心都是一次小小的伤害。这样日积月累的言不由衷，可想而知会对身心造成怎样的影响。
知道这一点，也许会对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起到一些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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