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丹在妻子身患重症后，没有选择退缩与逃避，而是勇敢承担了救治妻子的重任。之所以选择伪造医院收费单据，绝非是为了牟取私利，而实属无奈之举。廖丹采取的方法固然不当，已经触犯了刑法，但这丝毫掩盖不了他善良的人性之美。人心向善，这也难怪公众的捐款义举了。如果说公众的捐款义举体现了温暖的“情”，那么公众的捐款动机则体现了理性的“法”。因为公众在情与法出现表面上的紧张与对立后，没有去制造、哄抬舆论，没有去诱导、绑架司法，而是自觉将“情”融入“法”，期望廖丹能通过积极退赔获得轻判。而许霆案所出现的反复虽是公众公民意识增强的表现，但绝非意味着公众公民意识的胜利，同时也昭示了司法的悲哀，因为司法向非理性的公众作了妥协。

　　本案中，廖丹涉嫌诈骗犯罪，无疑应进入司法程序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但公众大可不必为此担忧，认为刑法就是冷酷无情的代名词，认为廖丹罪不该诛。其实，法中有情，刑法既有严厉的一面，刑法的“不可避免性”就是严厉；刑法也有温和的一面，微罪不入刑、微罪免刑罚，以及关于缓刑、减刑、假释的刑法规定就是温和。换句话说，廖丹即使没有退赔，也会得到比不具有此特殊情节--救妻的犯罪嫌疑人轻的刑罚判决。刑法是一个完整的理性体系，它在出台前就已经预见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实并为其做了弹性设计--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就是此弹性设计的结果。但即使法中无情，刑法有“不完整”的地方，从而使刑法正义和社会正义出现矛盾，使法与情出现割裂，社会现实也要服从刑法的调整。在法治社会里，法是社会现实的最高评价标准。如果有一种力量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，可以左右法律，那么法律就不复存在了。在“完整”的刑法尚未出台之前，社会现实就必须接受“不完整”的刑法的约束。当然，一部良法不允许有明显的“不完整”，即使有，也应该及时加以修正。但这是立法者的职责，司法者的职责是使用法律，司法者唯一的上司是法律，司法者不应受到公众仇恨或同情的影响，而应严格按照法律办事。司法应该是民意的向导，而非民意的俘虏。只有如此，司法权威才能得以树立，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恢复。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中，即使公众不相信辛普森无罪，但仍然能接受辛普森无罪的判决，就是司法权威起作用的明证，就是法大于情的益处。

　　公众不试图影响司法是法治的进步，司法排除公众影响也是法治的进步。不论公众还是司法者，每个人都尊重法律，都接受法律规制，也许才是本案给人最有意义的启示。

　　（作者：黄文得  单位：江西省赣县人民检察院）